山西临县人。1945年3月参加工作，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至1956年8月，先后任方山县教员，县政府文教科科员、科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以及离山（今离石、方山、柳林）县委代书记；1956年8月至1975年4月，先后任交城、和顺、汾阳、临猗、洪洞县委书记；1975年5月至1979年11月，任中共临汾地委副书记；1979年12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忻州地委、行署副书记、专员；1986年1月至1994年，任忻州地区人大联络组组长、人大工委主任。1994年离休。
　　
　　讲述人：刘建平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3日 整理人：孟志平
　　
　　“平台是党组织搭建起来的”
　　
　　我的父亲刘耀于1925年出生在吕梁山区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在村里念书。我不太清楚父亲念书的时候是不是聪明伶俐，但从父亲同事和朋友的回忆中得知，父亲对学习有股子钻研劲，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时代，父亲一有闲暇就钻进书堆，读书成为他的一种习惯。追寻父亲生前轨迹，我发现父亲的读书经历非常丰富。他八九岁时开始在村里的学堂念书，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38年，他就进入一所党领导下的、由牺盟会创办的高级小学，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大概在1941年，他又进入党创办的晋绥边区第一中学学习。而他参加革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当小学教员。父亲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常说：“我是党的儿子。”
　　父亲在他人生的成长前期一直都在学习，也恰恰是那种难能可贵的学习经历成就了他最高光时刻——日后他的一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
　　1950年代，父亲任离山县委副书记。当时，省里首次召开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开展综合性的水土保持工作。1955年，山西省水土保持工作局在离山县建立了一个水土保持试验站，对当地流域的降雨、径流、泥沙等情况进行观察。当时，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也来到离山进行实地考察，父亲全程陪同，不懂就问，虚心求教。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在全县范围搞一个规划，抓住当时迅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契机，改变单家独户自发治理的做法，依靠组织综合力量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通力合作下，经多方调查研究，父亲撰写出了《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一文。
　　这个规划先是报到了地委，接着又报到了省委。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文章，亲自把标题改为《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并加附了一段长达二百六十字的评语。其中第一句就是：这是一篇好文章。
　　那年，父亲才三十岁。
　　可以想见啊，父亲有多么激动。他一直把这段批语视为一种鞭策，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心里头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就会涌荡出来，激励他度过了一次次人生困境。
　　父亲在晚年和我们子女聊起这件事时，他脸色红润，激动难抑，就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又回到了那段让他终生难忘的年轻岁月。父亲总是把那段经历视作他的人生奇遇，实际上在我看来，它不是奇遇，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你想啊，那个年代，在战争中，能够静下来念书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识字断字的都屈指可数啊！父亲不光念了好几年书，还当过教员，也就是说，正是前期的读书教书岁月为他打好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对这件事，父亲还有个自我总结。他说：“平台是党组织搭建起来的……这辈子能得到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憾。”
　　
　　“这已经好很多了”
　　
　　父亲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这样评价父亲：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以身作则，堪为表率。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在忻州当专员时，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可他仍然布衣蔬食，不吸烟也不喝酒，生活非常简单。
　　父亲下乡调研，若吃饭时见饭桌上摆着酒，他就会站起来把酒拿掉，只让炒盘土豆丝、豆腐，最多再加个炒鸡蛋。别人有点过意不去，父亲就说：“这已经好很多了！”有时父亲下乡回来，机关食堂已经关了门，父亲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家里吃饭，母亲也习惯了，常常给做拉面，切一点儿蒜薹倒点酱油拌到面里，就是一顿饭。
　　有一年，为了让孙子、外孙都吃上鸡蛋，母亲想养几只母鸡，父亲便托人找养鸡专业户去买四只快产蛋的小母鸡，专业户要了十块钱。父亲得知后，认为给的钱少了，硬是又拿出十元钱交给对方。
　　1979年，父亲和同事去广州参加广交会，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晚上，他们实在找不到价格合适的住处，就在一个澡堂子里住了一夜。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党员改进作风问题。地委决定，在地区开会时领导同志不坐车，全部步行。父亲第一个严格遵守，每次都是步行近一里地到当时的地区招待所参会。即使下雨或下雪，司机把车都开到门口了，他也坚持不坐。有时吕梁老家的亲戚到忻县看他，他都是安排大家在家里吃住，没有去过招待所。家里有亲戚想让他给找个工作，他都婉言拒绝了。尽管自己也困难，但他仍要给人家一点儿钱，安顿人家回去好好劳动生产。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太好理解，但这都是事实。在那个年代，父亲他们那一代领导干部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父亲在工作中淡泊名利、待人宽厚，他处事通透是出了名的。他在忻县地区担任专员期间，有位省委领导到忻县调研，接触了不少当地的干部群众，见大家对父亲的评价很高，省委领导非常满意，就提出让父亲到另一个地区担任地委书记。父亲说自己年龄大了，对忻县的情况也熟悉了，谋划下好多事情还没办完，就留在忻县当专员吧。
　　
　　“一辈子相夫教子吧”
　　
　　上面这句话是父亲斩钉截铁说出来的，但父亲没想到这却成了他和母亲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墙，也成了他和母亲之间一辈子的隐痛。
　　在外人眼里，母亲就是一位和蔼可亲、不急不躁的家庭妇女，但我们都知道，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她把她的后半生和前途都贴了进去。
　　20世纪60年代，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压缩机关干部，各县都有压缩的硬指标。我母亲当时是机关工作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吧。那会儿，父亲在汾阳县担任县委书记，拿着压缩指标该压缩谁啊？压缩谁你就把谁一辈子都影响了，可是不压缩这工作又完成不了。当时纪律很严，父亲是县委一把手，县委县政府多少人的眼睛都盯着他。父亲就决定从自己身上动刀子。有一天晚上，父亲下了班进了门，脸色非常严肃，几次欲言又止，踌躇了半天，终于跟母亲说：“我也只好从你身上开刀了，先把你压了算了。你回家吧，一辈子相夫教子吧。生活上你放心，我养咱们一家。”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她没哭，泪都流进了心里。她说：“你实在做不下工作，从我身上做起也可以。回家就回家吧。”父亲把母亲的名字第一个报了上去。没承想，母亲单位的领导不同意，说：“人家在工作中表现得那么好，咋就让人家回家？干得不好的咋就不压？要压也得压那些不好好工作的。”父亲几次给那位领导打电话，硬把母亲从单位弄回家了。母亲就这样成了家庭妇女。母亲的牺牲太大了。
　　“文革”中，父亲被批斗，工资停发了有一年，家里就靠母亲一人支撑。我兄弟姐妹多，为了一家人吃饭，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但我没听过母亲有一句怨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好像母亲从一开始就是个家庭妇女。
　　到了2014年，父亲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和我聊起了当年，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哎呀，我这要是走了，家里没了收入，你妈咋生活呀？我对不住她呀！”
　　我这才发现，原来一向坚强的父亲一直都记着这件事，一直没放下对母亲的愧疚。当然此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了，母亲的生活自然不成问题。可这事是父亲藏在心底的一个解不开的疙瘩，一个半个多世纪化解不了的心病。
　　父亲和母亲在1942年就结了婚，他们两人是经媒人介绍认识的，两人都来自农村。母亲有着勤俭持家的好品性，她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了父亲，给了我们这个家，她付出的不只是精神层面上的，还付出了她的事业、她的前途。
　　后来，父亲出院回到家，我就和母亲当笑话说起这件事。母亲叹了口气，帮父亲盖了盖被子，边盖边说：“你好好养你的病吧，我又没饿着肚皮，娃娃们孝顺着呢。”母亲说完这话转过了身子，我看见母亲在悄悄抹眼泪。
　　2017年，父亲离世。临终前，他一直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断断续续对母亲说：“这辈子……我……就对不起……你啊……”
　　母亲笑了笑，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哭了。
　　父亲走后，母亲对我们说：“你们几个都像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其实你父亲对一家人都好，没有啥对住对不住的。一辈子守着锅灶，我也乐意。”
　　这一次，我们笑了，母亲却哭了……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