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秀（1918—2016）山西阳城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 月，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太岳四区同盟会组长。1945年，任太岳四分区区党委和军分区前线总指挥部侦察队队长、教导员。解放后，历任阳城县武装部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1975年，任晋东南地区农机局书记。1978年离休。
讲述人：王阳民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1日 整理人：张玉

战火中的成长

　　1918年农历腊月十一，一个小生命在阳城县一个贫困农民的家里诞生，他就是我的父亲王毓秀。父亲上面有一个哥哥，小名叫甲乙，所以父亲小名就叫丙丁。儿时的父亲特别聪明淘气，胆子也特别大。村里的孩子们都服他，他是娃娃头。那时候的老百姓生活特别艰难，父亲到了七岁时，爷爷奶奶就让他去给地主放牛；父亲没有裤子穿，很难为情，他嫂子就把自己的裤子改一改让他穿。每天天不亮，父亲就上山了，一直到晚上才回来，因为他怕别人看见笑话：他脚上还穿着嫂子的绣花鞋。
　　父亲十一二岁时就到我们县固隆乡一家杂货铺里当小伙计，在那里差不多干了四年。这四年中，父亲学习到了许多做生意的经验。杂货铺老板特别喜欢我父亲，还想把女儿嫁给他，没有想到父亲居然回家了——他志向高远，不愿意在杂货铺度过一生。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这个危难时刻，不到二十岁的父亲毅然投身革命，报名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在民兵连锻炼的一年里，他不仅学会了制作地雷，也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1938年10月，他便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且担任了太岳四区同盟会组长。1939年6月，他开始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那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父亲的勇敢是出了名的，这也难怪他身上有七处伤痕。常有人问父亲：“为什么你总是被子弹打中？”父亲总是笑着说：“因为我勇敢！”
　　不错，父亲是勇敢的！1943年9月，一架日本飞机因为没有燃料，降落在阳城县董封的河道里，作为四区联防总指挥，父亲亲自带领民兵和老百姓，活捉了两名日本飞行员，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
　　1944年中秋节后，父亲带着他的队伍正在帮助当地的老百姓秋收，放哨的民兵突然发现从县城方向来了一伙鬼子兵，为了掩护区委书记秦斌等人突围，父亲领着十几个人便去阻击敌人，也就是在那一次战斗中，有颗子弹从父亲的下颚处穿过。那时，部队医院的医疗条件差，故伤口愈合得不好，他的下巴处留下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伤疤。我奶奶当时哭着说：“我可怜的孩子没有下巴了，将来恐怕连媳妇也娶不上了。”父亲却笑一笑，对奶奶说：“我以后去唱戏，化了妆戴上胡子，不就看不出来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战争年代留下的特别印记伴随着父亲经过了风风雨雨。
　　1945年春，根据太岳四分区区党委和军分区关于开展对日寇春季大攻战的指示，阳城县军民相继参与了两次大围困。为此，阳南、阳北两县成立了前线总指挥部，父亲是前线总指挥部的侦察队队长，也是教导员。在每一次战斗中，父亲总是冲锋在前。一位跟着父亲参加过几次战斗的李医生告诉我：“你父亲根本不怕死。”我在阳城武装部编辑出版的《军事志》里看到一些关于父亲参加战斗的记录。在一张参战成绩表上，父亲排在第一位；他立功多，成绩也特别优秀。后来父亲当了县武装委员会主任，带着野战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临汾、远征豫西，更是让敌人闻风丧胆。
　　在远征豫西的战斗中，父亲的十三名战友被当地的土匪杀害了，这成了父亲一生的伤痛。每年清明节，只要父亲在我这里，老人一定要我陪他去烈士陵园纪念他牺牲的战友。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还常常梦见他们——他们牺牲时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啊！
　　父亲在给我讲那一段战斗经历时，常常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父亲九十三岁时，非得让我和他坐火车去看一看他年轻时打仗的地方。一路上，老人家望着窗外，告诉我哪里是他曾经的战场。一个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人，可能对现在的一些人和事情不那么在意，但是年轻时的战斗经历却永远刻在脑海里。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枪林弹雨。父亲身体上的七处弹伤，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血泪，值得我们这些后代永远铭记。

革命时期的爱情

　　阳城解放以后，在没有正式成立人民政府之前，父亲是县武装部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这期间，父亲随着华北地区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在朝鲜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就是在那个时候，母亲经过组织介绍认识了父亲。那是1953年，那时的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后来还担任过一届村长。我母亲的家离县城只有不到五里的路程，她经常来县城开会。母亲在县城学习文化，作为领导的父亲也经常去给这些妇女积极代表讲话。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喜欢上我父亲的，只知道后来父亲去朝鲜时，母亲给了父亲一张她的照片。父亲回国后不久，二十岁的母亲就嫁给了三十三岁的父亲。
　　1962年，响应国家政策，父亲让母亲辞去银行的工作回家。母亲想不通，父亲想方设法做她的工作。他告诉母亲：“我是县长，我不做表率，别人怎么会听我的？”母亲辞职之后，全家人靠父亲每个月一百多元的工资过活；我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在1960年出生，弟弟 1961年出生，最小的妹妹1963年出生。生我弟弟时正是困难时期，因为营养不良，弟弟黑不溜秋的，别人都开玩笑说我母亲生了一个“黑铁蛋”。父亲那时经常下乡，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的确辛苦。当我们长大以后，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母亲是最伟大的母亲。”这简单的只言片语，凝聚了父亲对母亲的深情，是父亲对母亲为家庭付出的肯定。
　　父亲虽然很爱母亲，但有时候也会批评教育她。那时，县城里一些卖菜的农民，常常给母亲送一些新鲜菜吃，也就是几毛钱的事，但父亲知道后马上打发通信员给老百姓送去钱。他还批评母亲，让她以后拿了菜马上给钱。我们县城的老人一提起父亲，都是打心里佩服。父亲去世前几年，我陪他去步行街，许多人看见父亲，都围了过来；我带他去看戏，一些老人见到父亲都十分激动。我能体会到这些老百姓对父亲的感情。
　　1975年到1977年，父亲担任地区农机局书记，这在当时来说是个挺有权的单位。那时国家对农业机器的供应还挺紧张，想要购买农机产品，是要有计划才可买到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来找父亲的人很多，无非是想让父亲给他们解决些农机产品。父亲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但绝不会违背原则去为他们提供方便。有一次，老家山里人想买些农机配件，按照计划是需要批的。他们来时，给父亲带了些山里的土特产，也就是些核桃、山木耳之类的东西。当时父亲在省里开会，母亲觉得是老家人带来的，就收下了。父亲回来以后，批评了母亲，还让我和弟弟在市里一家招待所一家招待所去找他们，一定要让他们把东西拿回去，才给他们解决他们所需的物资。
　　关于父亲这方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母亲娘家人想让父亲给批一台大马力的拖拉机，父亲都不给情面。娘家人不理解他，觉得他太不近人情了，但是母亲理解他。母亲一辈子以父亲为荣，母亲对父亲的爱，有关怀，有依恋，有崇拜，那是生发于革命时期、成长于火红年代的爱情，情比金坚。

任期最长的县长

　　1953年，阳城县第一届人民政府成立，父亲在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县长。父亲的当选，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投票结果不容置疑。从此，父亲就成了阳城县第一届人民政府县长，不久省政府任命书就下来了。这一消息传回家乡时，我奶奶根本不相信——一个放牛娃，居然当上了县长。不久父亲回家去看奶奶，奶奶把头伸到父亲身边，小声问父亲：“是真的吗？”父亲点点头说：“是真的。”奶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说：“我儿不容易啊！”
　　奶奶在我七个月大的时候去世，因为父亲是县长，所以县城各个机关给送了帐布、花圈，县委办公室到粮站借了五十斤小米用于丧事的饭食。处理完我奶奶的后事后，父亲交代办公室主任，把各个单位送的布一律退回去，把借的小米付了钱。办公室主任很是为难，不知道怎么办。父亲说：“就按我说的办。”多少年以后，这些和父亲共事过的同志一提起这件事，还是感慨万分。
　　父亲是我们阳城唯一干过三任的县长，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可想父亲当时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如今当地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是知道父亲的，他们见过父亲骑马下乡，也见过法院枪毙犯人时布告上父亲的大名。
　　不清楚父亲在工作中是个什么状态，但我从后来一些人写的文字里，看到了父亲的为人。父亲不论是对自己的通信员，还是马夫，甚至县委食堂的大师傅，都像对待家人一样，他对下属是特别关怀照顾。以前父亲都是骑马下乡，在路上，父亲还会让马夫骑上马，自己走着。父亲的警卫员看不过去，父亲笑一笑说：“你也上去骑吧。时间长了，我还是走一走好。”
　　1964年冬天，我们离开了阳城，一辆解放汽车拉着简单的行李，那些和父亲共事了多年的同志们对父亲是那么依依不舍。后来“文革”开始，许多人都受到“造反派”的打击迫害，有人问父亲：“你当了十多年县长，能没有问题吗？”父亲笑一笑：“有问题就让大家来提嘛。”
　　从三十四岁成为阳城第一届人民政府县长后，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一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这在新出版的县志里有详细的记录。这些年里，很多阳城人写书，来找父亲写序，父亲都婉言谢绝，但是不少人还是要把父亲的讲话录音回去整理一下，用来作序。许多人说父亲是“老历史、老档案、活字典”。还真是这样。阳城的山山水水，父亲再熟悉不过了。前几年，乡亲们来看望父亲，只要说他是什么地方人，父亲就知道他姓什么。我觉得父亲的记忆力很厉害。父亲特别幽默，他的故事很多。在父亲七十多岁时，我们这里有人居然把他说的故事拿去出书赚钱了。出书人并没有付我们什么稿费，只是给了老人几本书罢了。父亲对这些看得很淡。

遗物中的思念

　　2016年9月4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九十九岁。老人的去世，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几年了，我们总是回想起老人生前的音容笑貌，怀念他在世时的一举一动。
　　不久前，我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看到一个精致的茶叶盒，打开盒子，里面除了父亲经常随身带的笔记本、剪贴本以及一本我送给老人的《健康语录》以外，剩下的就是些日常生活用品，像什么老花镜、创可贴、小剪刀、铅笔、碳素笔、糨糊、针线包，还有我们洗浴剩下的一次性用品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一应俱全。十几年前，父亲在福建南下长江支队的老部下回来看望他时给他带了茶叶，后来茶叶喝完了，父亲就把这个盒子用来做他的生活物品收纳箱，他说它是“百宝箱”。我们常常会让老人把这些东西扔掉，但是老人总是会说，有用处。
　　像这样的百宝箱其实不止一个。我记得父亲在县城工作时有一个木头箱子，他离开阳城到长治工作时，把它放在我姨夫家。当我有了房子后，父亲让我把它搬回来，如今这个箱子仍然放在我家阁楼上，里面有父亲以前的工作笔记以及一些旧书籍。父亲工作了一辈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却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从一个个十分普通的百宝箱上，可以看出他勤俭持家的品格，可以梳理他沧桑百年的人生。每每看到它们，我总是思潮起伏。
　　我们家里现在还有一件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靳玉峰在北京给父亲做的呢子大衣，父亲很爱惜它，一穿就是几十年，直到我们上高中时还经常穿它。这位靳叔叔八十八岁时去世。2009年，九十一岁的父亲还专门和我去北京到总参大院看望他的遗属。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战友情，是很难忘却的。
　　父亲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平易近人，心地善良，胸怀宽广。他是毛主席时代的人，受到的教育是朴实无华的。父亲生前，很不愿意让我们宣传他。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虽然也算“红二代”，但别人都说我们比普通老百姓还老百姓。这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树立的家风，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