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之锋（1921—2022）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38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大众剧社任管理员；1949年起，先后任太原兵工局743厂警卫大队队长、保卫科科长；1953年以后，就职于山西建筑工程总公司，历任省建二公司副经理、省建五公司副经理、省建总公司材料处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
讲述人：金国华 讲述时间：2023年3月18日 整理人：张玉

青春无悔

我的父亲金之锋，1921年出生在五台县耿镇镇照吞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老家是偏远山区，也是革命老区，照吞口这个小小的村庄，走出了数十名革命战士，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的祖辈们大都没上过一天学，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因此对读书识字有着由衷的向往。我爷爷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鼓励他好好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父亲在这样的厚望中读书识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五台高小。
　　1938年的夏天，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来到五台县做抗战宣传文艺演出。那时的剧目有《八百壮士》《顺民末路》《张家店》《林中口哨》《秋阳》等等。父亲当时只有十七岁，他通过这些戏剧了解到民族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看到了新的世界和新的理想，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部队。父亲最先被分配到大众剧社。
　　1938年9月下旬，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围攻，军区机关由五台转移到河北平山县，年轻的父亲随军背井离乡，转战冀北。他在部队里认识了很多革命者，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进步很快。前方部队在一线作战，他们就在后方做宣传工作，团结了民众，鼓舞了士气。父亲经常回忆那些战斗的岁月，他说1940年，中共北方分局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为了宣传这一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纲领性文件，剧社组织了一次突击性创作和演出，能动笔的三十多位同志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点起汽灯通宵写剧本。这一年疟疾流行，很多同志带病参加创作，那种完成政治任务的使命感，创作时大家的那种拼命精神，让他终生难忘。父亲记得每一个他战斗过的地方、他创作过的剧目以及与他相伴相依的战友——那是他挥洒青春的年少时光。
　　1949年2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太原解放，华北兵工局顺利接收太原兵工厂，太原兵工厂成为人民的兵工厂。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太原兵工局743厂任保卫科科长等职，为刚解放的人民政府接管兵工企业做了大量的安全保卫工作。1953年，父亲被调入山西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父亲在此一干就是三十余年，先后担任省建二公司副经理、总公司材料处处长等职，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修身立德

　　父亲在生活上很节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经济困难，我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父亲宁愿买最便宜的土豆代替主食，也从来不到单位去蹭饭吃。他春夏秋冬都穿那一身衣服，吃饭总是稀饭就咸菜。
　　等我们长大了，自立了，想给他过生日，他也不肯到饭店摆酒席，怕我们花钱，总是说在家吃个便饭就好。家里的家具几乎全是我们淘汰掉的旧货：平柜和立柜是姐姐们换下来的，床是我换下来的。更夸张的是，两个老式扣箱都算得上是“文物”了，是父亲20世纪在大同工作时置办的——随着他的工作调动，这两个箱子从大同来到五台，又来到忻州，然后来到太原，陪了他七十多年，箱身全是裂缝了，他也舍不得扔。直到去世，他住的房子还是水泥地，好多亲戚朋友去了我家，看到这种情形，实在想不明白——大企业集团的材料处处长，级别也不低，工资还挺高，怎么就这么寒酸？其实是父亲简朴惯了，他总是讲：“这比解放前好多啦，我们参加革命工作时，要啥没啥。”父亲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真正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
　　在工作上他很清廉，一向秉公办事。有几年他管人事，掌握调工资的权力。单位有一个人工作实绩不行，连续几年没有调资，对父亲很有意见；父亲不妥协，指出他工作上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怕得罪人。
　　但是父亲又绝对不是那种不近人情、死搬教条的人。20世纪70年代正是钢材、木材、水泥非常紧缺的时期，家乡照吞口村地处偏远，村口的小桥是木质的，一到雨季发山洪桥就断了。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方便老百姓出行，村里决定要修建一座大桥。村支书找到父亲，说明来意，请求他帮助解决建筑材料的难题。父亲听后觉得这是造福人民的好事，他多方协调找货源，搞到几十吨水泥和钢筋，确保了工程用料，使得大桥得以顺利建成。五十年过去了，这座桥现在还完好无损地为乡亲们服务着。每次我们兄弟姐妹回老家，都要去桥上走一走，缅怀父亲。
　　父亲于1983年离休，但他退而不休，继续从事老干部工作，担任了离休党支部书记。那时集团有七百多名离休老干部，父亲工作很忙，一点儿也不亚于在职期间；但他乐此不疲，以发挥余热为荣。就这样，他一直干到八十多岁。
　　2008年5月2日，父亲突发大面积心梗，我们火速将他送到医院，那是他离休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住院。他的病情很危急，血压忽而飙升到二百毫米汞柱，忽而低至无法测量；但最终他挺了过来，医生说这是医学上的奇迹。他大难不死，康复后又度过了十几年，成为一名百岁老人！我想，这与他过着朴素的生活，有着宽和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父亲晚年，身体机能下降，特别是2015年母亲去世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是耄耋之年，而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照顾起他来有点力不从心，我们商量为他请一个保姆，但是他坚持不允许。他的节俭的习惯，他从小养成的顽强的自立性格让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固执地认为，不能让别人伺候他。就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轮流陪侍他，连我二姐夫也参与进来。我比兄姐们年轻，理应照顾他最多；在他最后的一年里，他已意识不清，认不出别人，只记得我的名字。我们以最真挚的爱回报他，回报他那奉献的一生。

爱家爱国

父亲经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他认为，一个家庭有好的家风，才能和睦团结；千万个家庭有好的家风，国家才能和谐稳定。所以父亲一直注重孝道和团结。
　　我爷爷奶奶有四个儿女，但因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姑姑和叔叔们在二十多岁就相继过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奶奶悲伤过度，整天以泪洗面，导致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回到家乡后看到他们的惨况，非常难过，要接二老到太原生活，可二老坚决不同意。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受传统习惯影响，不愿离开家乡，一是怕丢了老祖宗奋斗几辈子攒下的房产，一是他们不愿接受去世后的火化。父亲说，不能让二老没人管。于是1962年，他让我母亲带着我和我二姐回到老家照顾老人。我和二姐生在太原，突然回到农村，很不适应；老家还没有通电和自来水，我们照明用煤油灯，吃水都得自己挑，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在照吞口住了十一年，我从一个六岁的孩子长成一个少年，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后，才回到太原——那一年我十七岁，正是当年父亲离开家乡的年纪。
　　虽然我们受了点苦，但是在五台十里八乡，我父母孝敬老人的美德无人不知，大家都说一般人做不到。中国人的传统，百善孝为先，我父母做到了，他们永远是我们做儿女学习的楷模。
　　我母亲也是老革命，她是1941年参加工作的，但是解放后为了照顾我爷爷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她放弃了工作，做了家庭妇女。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与左邻右舍和同事的关系都特别好，把每个亲友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我们在大同的时候，父亲一位同事的妻子是上海人，只会做大米饭，不会做山西面食，母亲就手把手教她，还帮她缝被子、补衣服——母亲针线活做得很好。那位阿姨很感激她，和她情同姐妹。
　　我父母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我哥哥搞技术工作，是高级技师；我大姐搞财务工作，是会计师，任财务科科长；我二姐搞材料管理工作；我和父亲在同一个单位供职，我从事机关管理工作，是高级政工师，也算是子承父业吧。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做官的，也没有一个经商的。我们都牢记父母的教诲，凭本事吃饭，以清白立身。
　　我父亲在职时忙于工作，对家庭照顾不周；离休后他回归家庭，做起了培养下一代的工作。那时我哥在外地，我工作也比较忙，父母便把两个孙子接到身边，从幼儿园开始带到他们考上大学。父亲从孩子们两三岁时就教他们写字——在自家的水泥地板上用粉笔写，写完了用墩布拖干净。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好习惯，学得很认真，成绩特别优秀。我哥哥的儿子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现供职于深圳兵工企业；我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供职于国家电网电科院。他们现在都是高级工程师，从事科技工作。
　　总之，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为祖国和人民默默无闻地奋斗了一辈子；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度过了自己跌宕起伏的百岁人生。一百年，弹指一挥间，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不是遗产，而是他一生践行并遗留给后代的那些人生真谛，那是生命之外，老一辈给予后辈们最珍贵的红色礼物——淳厚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