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显忠（1922—2003）山西武乡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至1945年12月，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工作，任干事、武委会主任等职；1945年12月至1948年元月，在太行行署公安处任司务长等职；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在太行行署财经处任会计等职。1949年4月至1956年7月，在山西省政府接管办、财经处任会计、科长等职。1956年8月至1968年6月，在山西省粮食厅任行政处处长等职；1968年6月至1970年6 月，任山西省革委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1975年12月至1984年元月，任山西省粮食厅办公室主任等职。1984年离休。 讲述人：武青平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3日 整理人：赵建雄

一个富有亲和力的人

　　我的父亲武显忠，1922年10月出生于太行山区晋东南武乡县蟠龙镇大道场村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父亲自幼禀赋过人，七岁时便被我奶奶送回她的娘家，跟我的太姥爷太姥姥一起生活，接受了严苛的私塾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侵华日寇的铁蹄踏碎了父亲的求学梦。1938 年夏，还不满十六岁的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义无反顾地加入太行山根据地抗击日寇的队伍里去。1939年正月，不满十七岁的父亲，由于能力较强，表现突出，经麻贵书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过山西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书记）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成为真正觉醒的一代人。
　　参加革命工作后，父亲表现最突出的优点之一，就是团结大众、取信于人。父亲能文能武，“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有多年随身不离的“三件宝”：一支自来水钢笔、一个牛皮公文包和一把德造驳壳枪。父亲担任太行（军区）行署三分区武委会主任时，深得区委重视，在太行（军区）行署和区委的领导下，父亲与时任区委委员、武工队长的姜一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密切合作，并由此负责开展分区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及征兵动员工作。
　　说到征兵，最难的就是接兵和送兵，这是既麻烦又担责的活儿。但是我父亲却能轻松地把那些平时散漫自由惯了的年轻后生团结起来，顺利完成任务。
　　父亲说，征兵前的宣传工作很关键。每次征兵，他总是亲自带领武委会的战友们，深入广大乡村地区，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广泛发动各方群众，在他们的广泛宣传下，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大力支持，老百姓纷纷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八路军部队，奔赴抗日最前线。
　　父亲说：“带新兵是个很难操作的‘技术活儿’，护送新兵到达指定部队，是一件非常麻烦复杂的事情。带兵的人必须十分操心和负责，压力很大！”然而，我父亲却总是主动面对，亲力亲为，明知征途危险很多，却依然挺身而出，全力以赴地去挑起重担，坚决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每隔个把月的时间，父亲就会带着征来的新兵，抓紧时间分别进行短期的、适应性的集训，尽快强化他们的集体意识、战斗意识和纪律意识，竭尽全力解决新兵们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建立互信，加强磨合，让入伍的新兵尽快适应军队的集体行动。父亲总是用他的满腔热忱，对待新加入八路军队伍的每一个新战士。其实，那时我父亲比新战士也大不了几岁，有个别的甚至比我父亲的年龄还大。但我父亲非常善于跟新兵沟通，他的带兵经历和言行举止让新兵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对我父亲很是佩服，特别有好感，每每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崇拜与羡慕。我父亲成了他们心中的楷模，成了他们信得过、靠得住、最贴心的兄长。听我父亲说，每次送兵途中，他们必须要时时刻刻关注新兵的思想情绪变化，生怕有什么闪失。新兵们大多是来自深山里的农家子弟，互不相识，而且平时自由散漫惯了，从未参加过什么有组织的活动。现在要让他们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去前线打仗，去服从命令，去拿起武器跟鬼子厮杀，还是有些难度的。这时候，父亲会像对待亲兄弟一样，一个一个地检点他们的行装，悉心照顾着每一个新兵。经过短暂的相处，新兵们和父亲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他们对父亲更加信任，发自内心地服从他。我的父亲跟老百姓也能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1970年夏天，父亲挂职下放插队到举目无亲的晋东南襄垣县东周村。这期间，尽管自己和全家人还生活在苦巴巴的环境中，但父亲并没有丢掉他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习惯。过年时，父亲便会去大队供销社，自掏腰包买来大红纸，还有毛笔和墨汁，亲自动手给乡亲们书写春联。村民们把我父亲写的大大的“福”字高高地举过头顶，在人群中传递，乡亲们阵阵喝彩，声声叫好，一时间场面十分热闹。红彤彤的对联，大家捧在手里，映在脸上，乐在心里，人人赞不绝口！索取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常常会把父亲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当中，一个个瞪大眼睛，惊喜地、静静地看着父亲挥毫泼墨。忙碌中的父亲，浑然不觉天寒地冻，不知时间短长，不觉辛苦劳顿。临近年根，能看到乡亲们淳朴的笑容，能听到老乡们爽朗的笑声，日子虽然清苦，父亲却也乐在其中！
　　父亲的老同志、老战友们都说，父亲是一个极富领导艺术、文艺才能和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抗战时期，根据地为了团结广大民众，宣传发动群众，鼓舞部队士气，只要形势许可，逢年过节都会组织一些军民联欢之类的大型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八音会、踩高跷、武乡秧歌等独具地方特色、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表演。每当此时，多才多艺的父亲就会活跃其中，成为各种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的文才加人才，以及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表演能力，使他成了当时武乡广大军民中很受待见的知名人物之一。老百姓都说，共产党、八路军人才多，个个能文能武，其实就是因为队伍里有像父亲这样极具影响力的人。
　　1976年初，父亲被调回山西省粮食厅工作。这期间，父亲干了两件大事，足以证明父亲善于团结大众并具有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一件事是成立“山西省粮食储运总公司”。当时省厅党组想要彻底解决我省长期以来粮食储运的难题，经研究后决定，让刚刚从乡下回到城里的父亲负责解决。父亲慎终如始，带领一干人马，包括各地市粮食局局长，从多个方面进行协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彻底摸清了全省粮食系统的家底，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症结。父亲整合了当时的有效资源，彻底打开了长期制约全省各地粮食储运、加工生产工作的瓶颈。这为全省各地粮食加工、储运流通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和日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件事是恢复粮食系统专业干部培训学校。父亲后来回忆说：“与其说是‘恢复’，倒不如说是一场紧张的从‘零’开始的系统工程。它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重要任务；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要面对诸多现实困难。不但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要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关系，一切都得从头再来。”父亲和他的筹备工作组成员克服重重困难，奔波交涉，多方协调关系，科学严谨规划，精心组织实施，按照既定目标，如期完成任务。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作为一个领导班子成员，既要有集体观念，善于团队合作，尊重他人，有一些大度和宽容之心；有独立的人格，要学会独立思考，一个人势单力薄，干不成大事，只有联系群众、融入团队，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大家在一盘棋中，摆正各自位置，相互支持配合，才能各自发挥作用，才能共同创造价值！”

一生与人为善

　　我的父亲出生于庄户人家，他深深懂得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无论是在部队带兵打仗，还是在地方工作，父亲都十分关心群众。凡是他的部下，或者找他办事的人，无论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只要合情合理，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助解决。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人，生而平等。这都新社会啦，一切都应讲究‘平等’二字！谁也不能让受苦人再受欺负，再受伤害，我们当干部的更要公平对待所有人和所有的事。”父亲平易近人、诚实厚道、言而有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为着他人着想，我从未听到父亲说过任何人一句难听的话。因为父亲心里装着老百姓，所以他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
　　下放农村时，春节期间，父亲总忘不了和母亲一起去看望、走访那些下放插队在农村的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干部、家属们，向他们传递温暖。父母还会邀请插队知青来我们家里做客，一块儿过年。记得那是1973年的春节，我退伍后第一次去乡下陪父母亲过年。随他们去看望下放插队人员及其家属的路上，父亲对我说：“我们在给别人送去温暖的时候，也正被别人温柔以待，这岂不是人世间最好的奖赏吗？”父亲所言极是，我和父母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握手、拥抱，嘘寒问暖，互贺新年。那些下放老干部紧紧地拉着我和父母亲的手，仿佛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脸上流露出的既有忧伤，又有喜悦。他们眼含热泪，激动地对我说：“孩啊，襄垣人有句俗话叫‘有事能上，这人能处’。你爸爸就是个能相处的人啊！你父母时常上门来关心、慰问、看望我们，虽说不代表什么上级机关、领导部门，但你父母亲的所作所为，总是让我们的心里感到温暖，毕竟还有人惦记着我们，看看我们的活相，听听我们的心里话……”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父亲的宅心仁厚、与人为善。
　　人无信不立。在东周村插队期间，父亲怀着对一方水土的敬畏，在大队干部们的陪同下翻山越岭，爬坡、过坎、下沟，跑遍了东周大队大大小小的庄稼地，无死角地摸清了整个大队的家底。有些偏远的地块，甚至连他们的队干部们都没有去过。听母亲说，有段时间父亲似乎忘记了一切，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扑下身子和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父亲常常对老百姓说：“只有先干起来，后面的一切才会有转变。”父亲的言行举止，大队干部、群众都看在眼里，许多村民感动地说：“就凭老武同志这么上心地帮助咱们，咱就是说成个啥，也没有什么理由不把生产抓上去啊。”
　　提起父亲，襄垣县东周村的老乡们总会说：“别的事咱就不说啦，要是说出来，还真得感谢咱老武，为俺东周村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啊！人家给俺们办了个学校啊。”（下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