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堂（1923—2020）山西平顺人。1942年10月参加革命，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在太行根据地从事公安保卫工作，先后任干事、股长、科长。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至1986年1月，在山西省委、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工作。曾任山西省委警卫科科长，山西省公安厅警卫科科长、文化保卫处副处长，孝义县委书记处书记，晋中医专党委副书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处长，五台县县委常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招待接访行政办处长，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等职。1986年12月离休。
讲述人：常耀 常雅君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2日 整理人：周至

克勤于邦 赤胆忠心

1923年10月，父亲常玉堂出生在晋东南革命老区——山西省平顺县阳高村。抗战爆发后，父亲迅速成长，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平顺县淜头村、实会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侦察探寻情报，隐蔽地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组织引导群众抗日支前。父亲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参军报国，在他的动员下，家乡大批青年参军入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起抗战时期与敌特斗争的故事，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他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潜入敌占区侦察收集情报；点着煤油灯，彻夜分析、研究敌情特情，制定锄奸反特计划。他们一连几天带着干粮，潜伏在大山密林中，蹲点守候、抓捕敌特汉奸。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遇到顽敌，还会刀枪相见；但他们总是不畏艰险，机智应对，出色地完成了斗争任务。
熟悉父亲的老同志曾说：“常玉堂年轻时是个十分活跃、精力旺盛的人，有什么工作和任务，他总是走在前、干在前。”1949年后，父亲来到省级机关工作，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公安战线和交际部门负责上级机关、领导同志及外宾的保卫服务工作。白天忙不完的工作晚上接着干，他和同事们一遍遍地研究推敲方案，梳理保卫服务的每个环节，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父亲在工作中有时也会被人误解，但他从不会将时间、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地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人说机关事务烦冗庞杂、事无巨细，他却始终没有出过任何大的差错。改革开放以来，父亲在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肩负领导职责，负责山西省委、山西省人大、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政协和一百一十多个部委厅局办的行政事业经费、基建项目和车辆管理分配及对上对外的接待工作，管理省属宾馆、饭店和招待所等十几家单位，职权范围广，权力大。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不以权谋私，没有照顾性批出去一分钱、一个项目、一辆车；他从不多吃多占，没有在所属宾馆、饭店免费为亲朋好友开过一间房、摆过一桌饭，始终保持着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作风。
父母曾先后在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人大信访部门工作过，他们遵循“一名信访工作人员就是一座连心桥，一头连着党和国家，一头连着万千群众”的原则，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他们分别接待和经手处理过上千人、几千件群众来访来信，对于涉及全局性的问题、重大问题，总是第一时间请示领导或联系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他们的工作作风得到党组织和群众的一致肯定。遇到寒冷的冬天，父亲就把一杯杯热水送到上访群众手中；面对从基层连夜赶来的上访人员，母亲就用自己的饭票从机关食堂打来热腾腾的饭菜请他们用餐。这种难以言表的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之举，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在起伏跌宕的人生道路上，父亲保持着抗战除奸的神勇之气、警卫安保的忠诚精神，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廉和奉献。自始至终，他都坚守初心，圆满地完成了不同时期党交给的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褒奖。

克俭于家 言传身教

我们的父母都是从太行山区的平顺县走出来的，那里山高谷深，自然环境恶劣。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平顺县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平顺县成立了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和团结各界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顽强抵御日军入侵。平顺成为抗战时期山西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县城。
父母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者艰苦朴素的本色，勤俭持家，从不浪费。缝缝补补的内衣外衣、床单被罩，盖了几十年脱了边的毛毯，已经发白褪色的沙发垫，这些不光父母家中有，我们兄妹家中也有。父母常说：“虽然我们花了钱，但资源却是国家的。为了子孙后代，也不能浪费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食。”父亲有一套灰色中山服，那是在20世纪 60年代出访东欧时，国家给配置的，父亲很是爱惜，只有遇到重要活动和重大节日时才拿出来穿，但年代久了，领口、袖口也都被磨破了，父亲就让母亲缝补好后再穿。
记得当年，生活在老家农村的姑父突然病故，撇下姑姑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生活非常窘迫。那时，我们一家六口，还赡养着年事已高的爷爷，经济上本就不宽裕，可父母还是决定尽量节省自己家里的花销，优先帮助姑姑一家三口——直到她的两个孩子上完初中，参加劳动并成家。父亲的品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兄妹，多少年来我们都能够与亲友、邻居互相帮助、和睦相处。
父母无论在职时还是离休后，每次遇到救灾、扶贫捐款，他们都按单位要求的上限捐，没有上限要求的，就尽力多捐。他们不但自觉主动地献爱心，还经常询问我们在单位救灾、扶贫捐赠的情况，提醒我们要心中装着人民，要尽心尽力献爱心，要多为群众做实事。
我们的母亲身体较弱，一生中大、小手术做过六次，放、化疗等治疗无数次。父亲非常关心母亲，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在精神上支持她，鼓励她保持乐观心态，积极与病魔做斗争。母亲也非常坚强，在父亲的加倍呵护下，他们携手走过了七十个春秋。老两口一生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相伴回乡省亲外，没有一起出游过。父亲晚年曾多次感叹：“多么想和你母亲相伴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么想和你母亲一起去北京天安门，登登城楼，在金水桥边留张合影……”往事已矣，留下的是父亲无尽的遗憾和我们对父母的崇敬及思念。
父亲从小就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给我们买《红岩》《雷锋的故事》《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等书籍，告诉我们要永远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推崇革命先驱李大钊和鲁迅，经常以他们的光荣事迹和斗争精神激励和鼓舞我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和长期耳濡目染下，我们兄妹四人传承了父辈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不忘初心，遵纪守法，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兄妹中，有多人因工作出色而立功受奖。
古语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们的大哥在当兵前，去探望当时都在石家庄学习的父母，父亲一再叮咛大哥：“你参军报国的同时，不要荒废了学习，保卫祖国、建设祖国，都需要科学文化知识……”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大哥已退伍到工厂，但他萌生了参考的想法，父亲非常支持并让他认真备考。第一门考下来，大哥觉得没考好，不想去了。可母亲却说，要坚持下来，不能半途而废……大哥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作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终于圆了大学梦。
父亲不仅注重教育我们这一代，也十分重视孙辈的教育。他常常劝诫孙辈要有宽广的心胸，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遇事要忍让宽容；他还经常带着孩子们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影视剧，教导孩子们不忘艰苦的革命岁月。在耳濡目染下，爱国爱党、爱人民、讲奉献的红色种子扎根于第三代人幼小的心里。大孙女一进大学校门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她表现优秀，第一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孙女大学毕业后，成绩优异，赴国外的大学读博。出国前，姥爷、姥姥叮嘱她说：“我们支持你出国留学，但学成一定要回国，用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她把姥爷、姥姥的话铭记在心，并将之作为求学的动力。不久的将来，她将回国为祖国的生命科学事业奉献才智，兑现对姥爷、姥姥的承诺。
“了解新闻、掌握政策是当干部的起码要求”，这是父亲经常说的话，几十年来，父母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收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的节目。他们始终关心着国内国际大事，关注着党的大政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各条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他们十分高兴。他们为能亲眼看到祖国由衰而兴、由弱到强的巨变而激动。他们也企盼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随着年事的增高，父亲听力不断下降，但视力还保持得不错；母亲患有青光眼，视力减退，但听力相对较好。因此，老两口在学习上、生活上互动互补。父亲给母亲读书读报，母亲听《新闻联播》时帮父亲解释他没有听清的内容，就这样互帮互学，他们的老年精神生活非常充实。与此同时，他们还把一些认为有价值的资料留存剪辑下来，以便随时再学习。父母的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鞭策着我们始终不懈地学习各种新知识来不断充实自己，紧跟时代步伐。
父亲从不过自己的生日，也没有给母亲过过生日，但他对党的生日却总是念念不忘。八十年党龄的父亲和七十五年党龄的母亲一起欢度了党的九十九岁生日，他们互勉相约，要一起共度党的百岁生日——虽未能如愿，但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没有忘记嘱咐母亲要坚强、愉快地生活下去，一定代他为党过百岁生日。母亲不负所托，和党一起欢度了党的百岁生日和一百零一岁生日。
父母认为家庭事、个人事都是小事，有困难要自己克服，他们从不向组织提任何特殊要求，也不曾给组织和亲友们增添麻烦。就连他们自己的身后事也留下话：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丧事从简。他们的豁达坚定和淡看生死，彰显了他们作为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品质和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我们按照父母的嘱托，肃静地送别了两位老人，让他们安心放心，无所牵挂。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正是对父母亲一生的绝好诠释。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