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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祖母的言传身教，让父亲他们从小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而父亲闲不住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父亲在村里上小学时，只有八九岁，但他寒暑假就跟着祖母给家里刨硬柴，打干柴；高小毕业后，跟随祖父在田里劳动，锄草、割谷、掰玉米，都做得非常好。祖父还曾给父亲买了一只小羊羔让他喂，那只羊羔入冬后杀了五十多斤肉，除去买羊羔的本钱外，那年父亲喂羊还挣了几块钱。
参加革命后，父亲跟随部队机关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宣传抗日，经历了严酷战争的洗礼，变得更加坚强。
1959年，正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被调至太原水泥厂工作。水泥厂职工因为吃不饱，影响了工作干劲儿。父亲全力以赴抓生活，抓食堂，职工生活有了改善，职工吃饱了，干劲儿也足了，生产任务也得以完成。
父亲离休后，姐姐成家了，但弟妹们还在上学，加上七十多岁的外婆也住在我们家，家里人多劳力少，父亲便承担起主要的家务活，比如打煤糕、腌咸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整日忙忙碌碌。
那时候冬天取暖靠火炉和自制的土暖气，烧煤量很大。秋天，父亲常用扁担、箩筐到附近煤厂挑回煤面，一担一百多斤，一天挑二十多担，然后用铁筛把碎块筛出，再把煤面与烧土和匀，用水焖上，打成煤糕。当时粮菜缺乏，父亲、母亲、外婆每年秋天要腌几缸白萝卜、芥疙瘩、雪里蕻，还要蒸制一百多瓶西红柿酱。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们住在太原市委宿舍。宿舍是一排排的平房，每家前后院都有一块空地。父亲把空地整理出来，种上西红柿、黄瓜什么的，以改善一家人的伙食。锄地、掏粪、播种、灌溉，父亲全部亲力亲为。院里的邻居对父亲非常尊重，他们觉得父亲既朴实又能干。
父亲会做各种各样的饭食，比如蒸馒头、擀面条、焖米饭、炖肉、炒菜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粮、油、蛋、蔬菜等都按月按户按人供应，很多人家寅吃卯粮，月底甚至断炊。父亲发挥奶奶教给他的“光荣传统”，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在粮食、副食都不富余的情况下，尽可能让全家人吃饱、吃好，保证了我们身体发育的需要。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艰苦的岁月》中这样写道：“家务劳动成为我强身健体的一项运动，也是我每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在父亲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以苦为乐的精神，也看到了他不畏困难、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父母亲生前的住房是1987年市总工会分配的。白墙水泥地，一家人住了很多年。母亲曾多次提议装修一下，但父亲不同意。直到2006年，历经岁月烟熏火燎后的白墙成了灰色，父亲才同意简单装修一下。父亲的那张老写字台，也用了几十年。父亲的回忆录就是他八十多岁时趴在上面写的。还有那老沙发，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老物件，但父亲一直舍不得丢。父亲去世后，我们保留了屋子的原貌。
父亲把勤劳节俭的习惯也传给了我们。小时候，父亲给我们弄了小铁耙，让我们在煤灰堆里拣没有烧尽的煤核。父亲在院里养了几只鸡，让我们放学后到供销社或者菜市场捡烂菜叶，剁碎喂鸡。父亲这样做，不仅是在培养我们勤俭节约的习惯，也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艰辛。
1982年，弟弟王强考上太原师专，上学走时只有一件的确良衬衣，他心心念念想要一条新裤子，也好有个换洗的，但父亲不同意。后来王强找到我们开汽车的表舅，要来一条劳动布裤子，改了改穿在了身上。
其实父亲不是没有钱。1953年，父亲是行政十三级，工资一百五十元，1978年，父亲是行政十二级，一个月有二百多块钱。父亲不喜欢穿新衣服，也让我们穿得很朴素。我们与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都穿打补丁的衣服，从小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这使得我们养成了与同学、同事平等相处的习惯。
父亲去世后，工会干部处处长孙淑兰这样评价父亲：一生艰苦朴素，为人坦坦荡荡。孙处长还说我们家家风好，父亲对子女教育得好。
今天，生活富裕了，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但我们始终牢记着父亲教给我们的“勤劳”和“俭朴”。勤劳俭朴成为我们一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孝顺友爱、和睦相处的一家人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豁达厚道，尤其对长辈的孝顺，可谓感天动地。
1951年8月，父亲被调到山西省供销社工作。这一年，祖母被查出患上了食道癌，需要人照顾，祖父祖母便来到我家，与我们一家一起生活。有一天，祖母对父亲说，她活着时没有好吃好穿，希望去世后有一个好住处。父亲理解祖母，利用假期回老家为祖母圈好了墓地。1953年农历七月，祖母滴水不进，靠灌肠和打营养针、强心针维持生命。祖母提出，死也要死在老家，但此时祖母已经病入膏肓，怎么回去呢？父亲愁了几日，最后找人用担架抬着祖母，并请来护士一路跟着打营养针，经过4天步行，终于满足了祖母的心愿，把她老人家送回了老家。4天后，祖母安然在老家去世。
我大伯王献儒1947年就去世了。1956年秋天，大娘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太原，帮忙照看姐姐晓晋，这样，我们一家与大娘一家以及祖父十多口人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伯的3个孩子，父亲都曾竭力供他们读书，后来又帮助他们找了工作。1958年，大娘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经济收入。一直到1960年我们一家搬到太原市委家属院，我们才与大娘家分开生活。
1953年，三姑妈云兰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来我家暂住，得到了我父母的照顾。
祖母去世以后，祖父一直跟父亲生活。1962年，祖父摔了一跤，胳膊骨折，父亲母亲悉心照顾，祖父很快恢复了健康。1965年春天，祖父突发中风，继而瘫痪，住院治疗3个多月。这时候母亲正怀着弟弟王强，父亲和母亲每日在家与医院间奔波，既要照顾两个年纪尚小的女儿，还要照顾生病的祖父。几个月后，祖父基本可以生活自理了，父亲母亲松了一口气。那年9月，王强出生。没想到，3个月后的1966年春节前夕，祖父再度摔了一跤，这次是左胯骨及股骨颈损伤，住院牵引多次却始终没有见到成效，之后便卧床不起。父亲要上班，母亲还要照顾我们，父亲不得不从老家请二姑妈王粉兰来照料祖父。父亲白天上班，夜晚让二姑妈休息，自己照顾祖父。那段时间父亲疲惫不堪，但一直在咬牙坚持。
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十多口人。这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穿衣服，父亲母亲都得操心。
这段历史，父亲很少与我们谈起。父亲认为，儿女尽孝，是天经地义的。直到父亲八十多岁写出回忆录，我们才从父亲的文字中隐约感知到，当时为了照顾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吃了多少苦。
我外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她1993年去世，一直生活在我们家里，父亲对外婆照顾有加，是院里出名的“孝顺女婿”。那时舅舅也跟着外婆来到我们家，直到工作之后才离开。家里经常有老家亲戚来，父亲自己节俭，对亲戚却很大方，经常让我们陪亲戚去动物园，给亲戚买衣服，亲戚临走时还总是要塞上二三十块钱。

父爱如山一生不忘

父亲用行动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们姐弟很多，他的很多做法影响了我们一生。比如要勤劳节俭、与人为善、热爱学习等等。
父亲与母亲1946年结婚，一直到1956年才陆续有了女儿晓晋、小春，儿子王强、王钢。父亲对我们姐弟宠爱有加，但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缺，副食更少。有一天，晓晋看到家里桌上放着一沓钱，就偷偷抽了一张两块的钞票，还有一斤粮票，到街上供销社买了糖果、冰棍等小吃。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心里还有些小得意，一边吃，一边回家。那时候年纪虽小，但也知道偷拿家里的钱是错误的，所以快到家时，就把没有吃完的东西扔进了公共厕所。她不知道，那一沓钱其实是父亲准备用来买粮食的。父亲到了粮店，把钱给了工作人员，结果左点右点，少两块钱，一斤粮票。父亲纳闷了，不会啊，明明数好放桌上的，怎么会少两块钱呢？不用说，这两块钱肯定是家里人拿了；因为如果是外人偷，一沓钱就会全没了。父亲回家三问两问，就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是晓晋第一次挨父亲的打，父亲一边打一边训斥：“还敢不敢了？从小偷针，长大偷金。我的孩子，必须做事品行端正，做人干干净净！”
王强也挨过一次父亲的打。当时父亲带着他在地里干活，王强调皮，拔掉了一株谷子，父亲就用那棵拔起来的谷苗抽打他。小时候的王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株谷苗而打他，长大后他懂了，父亲出身贫苦，在祖父的教育下，那真是一粒粮食也不能浪费——平白拔掉一株谷苗，那就是不爱惜粮食，不珍惜土地给予人类的恩赐。
父亲很少打我们，就连训斥都很少，但父亲对我们学习要求很严格。王钢小时候寄养在老乡家里，六岁时才回来。他基础差，作业写不好时，父亲会让他重写，或者用指头点着他的脑门，让他好好反思，为什么不珍惜学习的机会。有时候王强、王钢兄弟俩调皮，做错了事，父亲会让他们站在墙角反思，想通了再吃饭。
父亲晚年，依旧爱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父亲记性特别好，八十四岁写回忆录，一件一件往事哪年发生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的口才也特别好，说话非常有逻辑性。
受父亲影响，我们姐弟上学时学习都很勤奋，干工作后也都是踏踏实实的。退休前，晓晋在太原市政设计院工作，是高级工程师，等于搞了一辈子专业；小春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先后在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工作，现在是国家注册心理学教师；王强曾经在太钢电力厂工作，后来下海经商；王钢现在迎泽区法院工作。我们如父亲的要求，本本分分工作，踏踏实实做人，生活过得平淡而幸福。
王钢刚上班那会儿，父亲嘱咐他，每天清晨要早一点儿到单位，打扫打扫楼道，做做办公室卫生，打水、擦桌子这些活儿要抢着干，做工作要机灵，多干点不吃亏。王钢现在是法院副院长，他工作勤奋，得到了单位和同事的认可。
父亲母亲孝顺长辈，为我们姐弟作出了榜样。我们的母亲裴仙云双膝患骨性关节炎多年，2001年，我们姐弟为母亲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那时候国内做这样的手术还很难，我们找了国内一流医生为母亲手术，给母亲做有营养的饭菜，买各种补品，母亲的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2002年，父亲下腹部疼痛，反反复复检查，住院一百多天，最后确诊为腹部动脉狭窄，我们姐弟以及女婿、儿媳轮流照顾，父亲的病得到了有效医治。为了父母生活得更轻松，我们买来了电饭锅、全自动洗衣机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1995年，小春给父亲母亲买了二十九英寸“北京牌”彩电，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看的是二十英寸电视。我们还给父亲装了上海“申花牌”煤气热水器，添置了微波炉、煤气灶，在20世纪90年代，这都是比较前卫的。退休后，父亲想到处走走。有一次，太原市组织老干部到香港旅游，可以带家属，但费用需自理，四千多块钱。因为费用问题，母亲犹豫着不想去，小春立即给父亲汇来五千块钱，我们也给予父母一定的资助，让父母实现了香港之行。
2017年10月，父亲腿肿了，我们当时想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是厅级干部，可以享受很好的医疗待遇，但他坚持不住医院，对生死看得很淡然。20日，我们感觉父亲情况不太好，就拨打了120。120急救车来了，父亲已经安然离去了，就像睡着了，很平静、很安详。
父亲对党忠诚，对家尽责，正如很多人的评价，父亲不仅是革命战士，更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兄弟。
我们按照父母亲生前的陈设保留着这个家的一切。这里有很多关于父母的回忆，也有我们成长的回忆。每逢节假日，我们姐弟就来家里聚一聚；小春从北京回来，也能住进父母家里。
阳台上父亲母亲亲手种下的很多花依旧生机盎然地生长着。每隔一周，我们姐弟会来浇浇水。那株杜鹃花，四季开花，从未断过；那株鸭脚木，如今已经一米多高了，叶片浓绿，枝干粗壮。很多次，浇着花，我们就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在阳台上拿着水壶缓缓浇水的情形，阳光透过窗户洒入屋内，温暖、明亮……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