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勇（1920—1999）　　山西沁源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9年，先后任太岳区贸易九分局视导员、二分局税务科科长，长子县二商局副局长，长子县贸易公司经理，太岳区兴隆货栈经理，从益合作社监委，翼城贸易分公司副经理；1949年至1959年，任中国油脂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经理；1959年至1963年，参加山西省委组织的工作队，在临汾地区下乡，任工作队队长；1963年至1966年，任山西省委“四清”工作团阳泉财贸团团委副书记；1966年至1969年，任山西省粮食厅工业处处长；1969年至1972年，在中央学习班学习，后下放晋东南地区加丰电厂，任党总支副书记；1972年至1983年，任山西省粮食厅办公室主任。1983年11月离休。 讲述人：高国强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2日 整理人：周至

　自力更生 本本分分做人
我的父亲高尚勇，一生基本都在粮食系统工作，与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
抗战期间，他先是在长治的长子县一家粮店当会计，后来到太岳区，在临汾翼城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主要任务是给根据地筹粮、筹款，对外利用商人身份做买卖，再把购买的生活用品、药品和粮食偷偷运到根据地去。运输任务经常安排在半夜三更，一队十几匹骡子驮着银子、粮食，走最偏僻、荒芜的路。有一回在运输途中，运输队差一点儿暴露，要是人被逮住那可就全完了，千辛万苦弄来的银子丢失了，根据地过冬就难了……父亲每每给我们讲起这些时，我们都听得一阵阵后怕。父亲说，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父辈们都是经历过血雨腥风的。
父亲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并不多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他谨言慎行一辈子，却言必行、行必果——说出的话，就像钉个钉子。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父亲做人做事都太严谨，这在一些人看来有点迂腐。父亲的黑脸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曾听人说过，有个下属出差，绕道回了趟家，回来要报销，父亲丁是丁卯是卯，一点儿情面也不讲，非不给人家报销绕道的那部分路费……“做事难免得罪人，但求问心无愧。”他坚持原则，自律严谨，做事滴水不漏，从不授人以柄。因而可以做到说一不二，对下属要求严格，只论对错，不讲人情。
父亲在山西省粮食厅是管物资的领导，下边管着很多粮油物资仓库。父亲洁身自好，从不搞歪门邪道，家里招待客人的茶叶、烟酒都是自己花钱买，从不用公款。
“不管别人怎么做，自己该干啥干啥，投机取巧的人，没有好下场。”父亲手中不是没权，钢材、水泥仓库里都不缺，可他一块煤、一块砖也不拿，宁愿自己动手打煤糕，带着全家人种菜、养鸡，乐在其中。
如今想起来，那段时光，可算是全家最幸福开心的时光。
父亲个头不高，身姿却很挺拔，穿着一贯干净整洁。他常说，干净是对别人的礼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从小，他就教育我们兄妹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也从没有觉得自己是干部子弟，更没有什么优越感。男孩子不能出去惹是生非，要老老实实。女孩子不能讲究穿戴、花里胡哨，要朴实无华、干干净净。
节俭是一种习惯。记忆最深的，是父亲一把指甲剪刀用了一辈子。他一套衣服穿了十几年，一个烟袋嘴用了几十年，袜子破了贴上胶布继续穿，把废纸、烟盒的衬纸抹平了上厕所用……在父母看来，东西只要还能用，就拾掇一下继续用。衣服破了舍不得扔，缝缝补补是常事，我们小时候，都是穿补丁衣服长大的。久而久之，我们也都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不浪费，不挥霍。这和有没有钱无关，是真的惜物、惜福。父母的观念，能用能穿就挺好，没必要追求新的、贵的。在我们家饭桌上，遵循“食不言、寝不语”的古训，吃饭不准讲话。吃多少舀多少，不准剩饭，不能掉一粒米。
父亲喜欢独处，家里有个书房，大哥、二姐和我很少进去；数大姐胆子大，家里来个客人，端茶倒水，都是支使她进去干。小时候想买根雪糕，想和父亲要几分钱却不敢，只有大姐偶尔敢去说。父亲的严格，让我们从小就明白，在家要有规矩，出门要有家教。
我们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父亲平素很严厉，不苟言辞，从不开玩笑。我们从小都不敢在他跟前大声说笑，更别提让他帮我们谁走个后门了。虽说我是最小的儿子，但见到父亲也很少撒娇、耍赖，总是规规矩矩、端端正正——不是那种老鼠见了猫的感觉，而是学生见到老师的感觉，受批评要认真听着，得了表扬也不能翘尾巴。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父亲不这么认为。他常教育我们：“人这一辈子，全靠自己，成啥算啥。别老想着靠父母、靠别人。”别看父亲在粮食系统当了一辈子官，我们家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靠父亲的关系进单位的，都是自己努力考学，自己奋斗。大哥是小车司机；大姐下乡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当了医生；二姐是会计；我是中学老师。
我大学毕业那年，想去山西省粮食学校，主管人事的领导就是我家邻居，只要父亲开口，八九不离十，可父亲就是不肯替我说句话。他拿定的主意，谁也没办法。后来，我被分配到太原市三十一中学，当了一名物理老师。
应该说，父亲为我们家树立了家风：懂规矩，知进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人要有敬畏心，不该做的事情不能做；凡事要靠自己，踏实做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规规矩矩做事
谁能想到工作那么忙的父亲，竟做得一手好菜。小时候我家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父亲下厨亲自做。那一大桌饭菜，色香味美，特别好吃。我们小时候，总盼着过年，就是想再尝到父亲的手艺。
平时，父亲工作特别忙，回来就一声不吭地进了书房，不到吃饭时间不出来；有时，饭还是母亲给他端进去吃。有一段时间，父亲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但他什么也不和我们说，母亲也摇头不语，叮嘱我们不要去打扰父亲。那段时间只要他在家，我们都小心翼翼，轻声说话，远远走开。
小时候，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懂；可长大后，守在父亲身边，也没有弄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他在想什么？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秘密，那是别人，哪怕是家人也走不进去的。
母亲今年已经九十三岁了，身体还算硬朗。记忆中，父母很少吵架，相濡以沫一辈子，是彼此信任、相互扶持的伴侣。抗战时期，母亲从老家武乡参加革命，后来跟着部队南下，受了伤才转业回到太原。后经人介绍与父亲结了婚。母亲常说：“你们的父亲一辈子不容易，他是个坚强的人，受了委屈从来不抱怨，也不说怪话，更不会自暴自弃。你们要理解他。”
我们知道，父亲是关心、爱护我们的，他只是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罢了。记得有一年，大姐突发急性黄疸型肝炎，附近医院不能治，要转院去太原市传染病医院。情势危急，却找不到车。为了救大姐，父亲破例用了单位的小车。大姐住院期间，父亲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天天给她送饭，五十多岁的人了，跑很远的路，看得让人落泪。
到父亲晚年，因为大姐在医院工作，她照顾父亲照顾得多。父亲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姐一直陪伴左右，父亲和大姐讲了很多从没和我们说过的话，包括连母亲也不太清楚的事。
从1949年进城到了太原，父亲从没有带我们回过老家长治沁源县棉上村。小时候，看别人都回老家，我们也会问，怎么从来不带我们回去？父亲摇头不语，后来我们也就不问了。
到父亲临终，他才道出了心中最大的秘密。
1942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10月，日军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妄想用屠杀和怀柔手段征服沁源人民，摧毁太岳解放区。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沁源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沁源围困战”。在两年半的围困战中，沁源军民共歼日伪军四千余人，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
这是一段英雄的历史，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沁源围困战胜利后，毛泽东如此称赞沁源。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中写道：“沁源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是比之任何时候都更密切了。经过了多次的反‘扫荡’战斗与围困敌人的战斗，八万人口的沁源，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的金城汤池。”人民以切身的经验，确信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所以沁源群众都说：“共产党就是为了老百姓，沁源人永远跟共产党走！”
父亲的家人在此期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尚未成家的二伯被日军捅死，奶奶哭死了……这些家族的悲剧，成为父亲一生的憾事。和父亲一起出来闹革命的伙伴，有很多也牺牲了。父亲痛彻心扉，苦不堪言，他觉得无颜回去见父老乡亲。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好过一点儿，父亲就拿出一笔钱，给了在老家的大伯，让他去修葺老宅和祖坟……
父亲不到二十岁就参加革命，跟着部队走了，从此再没有踏上故乡沁源的土地，而故乡也似乎忘记了他。弥留之际，父亲希望儿女能替他完成心愿——回乡修祖坟。
原来，父亲心中藏着这样的心结。战争带来的伤痛，令他无法舒展眉头，无法畅快呼吸。这万恶的日本鬼子，这万恶的战争！
父亲在家排行老三，二伯没有成家，大伯有一个儿子，后来大伯的儿子到了太原工作，与我家也常有往来，下一代人也都相处得十分融洽。这对父亲是一个慰藉。
1999年1月20日，父亲在太原病逝，享年八十岁。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九个年头，清明节前夕，我们兄妹终于踏上回乡祭祖的旅程，回到了父亲晚年心心念念的棉上村。这是他思念之所在，也是他的痛之所在。
抗日战争时期，沁源曾被分为沁源县和棉上县。棉上是个山清水秀的山村，人口一千多人，毗邻灵空山景区。青山绿水之间，我们无比感慨，父亲一生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但忠孝无法两全，实为遗憾。我们子女替他回乡祭祖，修整坟茔，若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非常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