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福(1920—2016) 陕西绥德人。1935年参加陕甘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延安保卫战、华北解放战争、东北解放战争、华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军功。转业后任山西省榆次晋华纺织厂监委书记,后供职于运城县委、运城百货公司、运城冷库、运城地区生产资料公司等单位。1983年离休。
讲述人:任国强 讲述时间:2022年10月3日 整理人:张玉
南征北战
我的父亲任增福1920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乡任家坬村,那时的老家极为贫穷,父亲家也不例外。生在这常年干旱、经济落后的地方,为了填饱肚子,年幼的父亲不仅要帮家里砍柴、挑水,还要给地主家放羊。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下,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一天会来到这边远贫穷地区解放劳苦大众,而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20世纪30年代,陕北地区出现了一个大人物——谢子长,他带领部队在陕北一带打游击。1932年5月,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领导了靖远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并任总指挥。这支队伍的成立,在陕甘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了部队的性质和宗旨。当时陕北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参军。1934年,父亲的二叔任汉银加入了地方共产党,三叔也参加了红军。1938年,三叔被国民党俘虏后枪毙。父亲说他二叔经常讲红军是如何如何的好,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翻身,这使得父亲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5年10月,我父亲决定投身革命,参加了游击队,做了一名传令兵。父亲当时年仅十五岁。讲起当兵的初衷,他说,一来看到那些士兵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作战,内心很受鼓舞;二来觉得当兵至少是为革命事业奋斗,再也不用给地主干活。后来我二叔任增财,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但他在1948年的瓦子街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五岁,留下了十岁的孩子和终身未再嫁的婶婶。
每每回忆往事,父亲总是满含热泪地说道:“最初条件十分艰苦,很多人受不了苦,待了两天就悄悄跑回家了。我也知道继续待下去,这条命随时可能失去。但是当时社会那么乱,国家破乱不堪,而这支部队从来不欺负穷人,又不打骂士兵,我觉得跟着这样的部队错不了,所以就坚定地留了下来。”
1936年6月,父亲进入陕甘红军刘志丹部队二十六军少年先锋党支部;同年10月,做了绥德警备司令部通信员。那时候他只有十六七岁,就这样跟随部队转战陕北一带。身为通信员的父亲奉行着“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多说,不少说,不误传”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传送着上级命令和情报,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有时为了躲过敌人的眼线,还得进行必要的乔装打扮。父亲年纪小,机智灵活,每次都能躲过敌人的盘查,往来于苏区和白区之间,将党的文件精神及时传达到地下党员中,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8年,父亲参加王老坡山战役时,每天行军打仗一百多里,脚上磨出了水泡,也不叫苦。父亲参加手榴弹小组,冲到敌人的后方,把敌人的哨兵抓住了,自己的腿部也受了伤,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共缴获三支枪,抓住两个俘虏。父亲在关中时生活很困难,吃不到菜,就找一些野菜吃,煮辣子汤泡饭吃(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不吃辣椒的)。即使这样,父亲思想上从未动摇过,也没有向困难低过头。
1939年9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2月,他已经是十六旅六十六团一营七部的通信班长啦。在这期间父亲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学习和整改,他初步学习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信仰。
1945年4月,父亲所在的部队离开陕西,转战华北。出发时,父亲路过家门口却没有回家。我爷爷去部队上看父亲,想让他回去,但是父亲没有听爷爷的话。父亲他们来到山西敖坡和日本人打了一天,没有吃饭,继续前行;走到汾阳又碰上了敌人,接着又打了一天一晚,还是未吃饭喝水,又继续前进。那时有些同志被困难吓倒,开了小差,但父亲立场特别坚定。
从1935年参军到1945年。父亲说他在这十年当中,经过了锻炼,对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所以之后,他在工作中总是积极埋头苦干,上级交办的任务每次都能圆满完成,遇到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
革命伴侣
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被分编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三四师。那是1946年8月,父亲转入一三四师七部做警卫员,他随着这支部队进入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历任教导员、队长、补训团排长、指导员等职。后来他来到工兵营做指导员,从事军事工程保障工作。就在这里,他与我的母亲相遇相识。
我的母亲张芳,1930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山口村。1949年9月参军入伍,也被分编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我父亲是绥德人,绥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秦汉名邦”之美誉,还有个大名叫“陕北旱码头”。我母亲的故乡娄底市则被世人称为“湘中明珠”,这里是被后世尊为“战神”的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蚩尤的故里,是湖湘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二老的故乡都是革命圣地,他们的相识相恋与革命密不可分,而经历战火洗礼过的爱情坚如磐石。那时我母亲在部队体工队,她是文艺尖子,喜欢打排球,打了五年。也许就是她在球场上的飒爽英姿吸引了我的父亲,令他一见倾心。经党组织介绍,天南地北的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1952年5月20日,父母在部队举办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革命婚礼,没有鲜花与酒宴,只有身边战友们的真心祝愿。两人从此相濡以沫、并肩作战——这正是对革命伉俪最完美的诠释。他们的故乡相隔千里,风俗和习惯都大相径庭,两个人讲着不同的方言,一个爱吃面食,一个爱吃米饭。差异如此之大,两个人却一过就是一辈子,风雨同舟六十五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父母随军辗转各地。那时为了帮助部队工农出身的干部提高文化水平,以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各军区都兴办了速成中学,主要培养团级以上干部。我父亲所在的中南军区在南昌建立了第一文化速成中学。1952年5月,父亲被选送到这里学习。在这里,他学习到了梦寐以求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使他近二十年的战斗理论得到了提炼和升华。
1954年1月,父亲接上级命令,奔赴朝鲜战场;1954年5月,父亲回国;1954年10月,我父母一起转业到山西省榆次晋华纺织厂,父亲任监委书记,从此扎根三晋大地。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山西长大,是地道的山西人了。
1959年,我父母被调到晋中地质局物探队工作;1963年,他们支援农村搞“四清”,参加山西省农村工作队,来到运城。父亲先后在运城县委、运城百货公司、运城地区冷库、运城地区生产资料公司工作,直到1983年1月光荣离休。我母亲在五交化门市部工作,也是一直干到退休,没有再离开过运城。二老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去干部疗养所居住,但是他们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依然住在单位安排的宿舍。
我的父母亲年龄相差较大,父亲比母亲大十岁,在家庭生活方面,我母亲做得较多,她爱做家务,也注重对我们的教育。母亲有文体特长,特别擅长打排球。记得以前在晋华纺织厂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去打球。她打球,我们这些小跟班给她捡球,一家人玩得兴高采烈。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特别爱好体育运动,身体特别好。我转业参加工作时,因为爱打篮球,舍不得和战友们分开,就一起来到同一个单位;现在想来,这种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激情,都来自母亲。母亲现在还爱看体育节目,尽管她年事已高,不能驰骋球场,但是她对体育运动的激情永不消退。她最喜欢的明星是郎平,每每看到中国女排斩获金牌的镜头,母亲总是全神贯注,热泪盈眶。我想,她一定是想起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风驰电掣的奔跑、那月光下简朴的婚礼。
我的父母都是认真敬业的人,他们一生为革命转战南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每到一地,每换一份工作,他们都踏踏实实努力去做,从来不挑待遇。他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身边所有人的认可。那时只要有机会,父亲就会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培训。现在家里还保存着父亲当年一本又一本满是记录的学习笔记。在这些笔记中,被父亲用红笔反复标注的语句,表明了不善言辞的父亲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如今我们读起来不禁感动万分,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心声。
我还清楚地记得热爱学习的父亲常年订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山西日报》和《半月谈》等报纸杂志,他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装满了书柜,而这些书籍也成为我们兄妹们的课外读物。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父亲一直到晚年都是每天雷打不动地观看《新闻联播》,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父亲不仅将所学记录在笔记本上,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与信念。我们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父亲抱怨过工作。今天看到父亲当年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的句子,我们才更明白,父亲是用言传身教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我父母一直艰苦朴素,哪怕是在国家安定、人民生活富足的今天依然奉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并不算太差,但我们兄妹五个总是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老四、老五接着穿。受父母的影响,我们兄妹各家至今都秉承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从不攀比吃穿,坚持物尽其用,凡事从简,避免铺张浪费。
言传身教
我的父母都特别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我们兄妹到了要当兵和插队的年纪,父亲便频频鼓励,对我们期盼有加。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平日少言寡语的父亲则告诫我们要“自食其力”,还说:“到哪个单位都是一样为国家做贡献!”
我于1970年12月26日参军,在东北总后勤部三十七团做战士。我们的部队在吉林省白城市驻扎,是运输团,主要运输战备物资、挖防空洞。东北天气冷,冬天达到零下四十多度,滴水成冰;冰雪道路特别难行,事故频发。父亲曾经到部队看我,他被部队邀请给我们讲红军的历史。我感到十分光荣,牢牢记住他每一句教诲。我当时是运输兵,开大车。我开车特别谨慎,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总是安全完成运输工作,多次受到嘉奖,荣立两次三等功,当了班长,在1977年7月入党。八年后,我退伍回家就业,到电业局工作,还是干本行,当司机,做到车队队长。我开车四十三年,安全行驶一百余万公里,零事故。
我二弟在水文队工作,因为工作艰苦,想请父亲出面把他调到别的单位,父亲没有同意。后来二弟在运输水管的时候出了事故,于蒲县因公死亡,那是我们一家人永远的痛。我妹妹在运城建筑公司上班,一直干到退休。四弟参军两年,退伍后分配到盐化工厂上班,没过几年就赶上了单位改制,下了岗;这种情况下,父亲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他找工作。小弟也是电业局一名普通工人。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父亲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我们开过绿灯。我们也理解父亲,从没有抱怨过他。
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生过一场重病,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那时我还在部队服役,母亲想让我回来,因为父亲已经吃不下饭了。父亲不同意,他怕影响我工作。他说自己挺过去就好了。手术确实很成功,他的身体经历了这次大手术,反而变好了。
晚年的父亲,有点耳背,由于神经压迫,左眼眼皮已经耷拉下来,但右眼视力还好。他思维依然清晰,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有点严肃。老父亲喜欢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尤其是看到打仗情节时,总是全神贯注,有时会流下眼泪,不能自已。平时父亲还喜欢和我们下象棋、打麻将。父亲在世时,组织上一直都很关心他们这些离休老干部,每年重大节日,市领导都会前来探望他;父亲从来不摆老资格,更未对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只是心存感恩,认为社会和平、家人平安就是福。
我母亲在五交化门市部的时候从事销售工作,她卖自行车卖了十几年。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算紧俏物资,需凭票购买。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买一辆好自行车的花销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即便是攒够了钱,也要盼来罕见的自行车票才能买。那时候,与手表、缝纫机比起来,“三大件”中自行车最昂贵,也最实用,自然成为市民争购的热门商品。谁要是上下班骑着一辆黑色凤凰二八自行车,那种感觉相当神气,无异于现代人拥有一辆奔驰、宝马车。在这种背景下,经常有人找母亲,想走后门买一辆自行车,但母亲从来没有违规批过车票。有一次,有一位组织部的领导找我母亲想买自行车,话里话外暗示母亲可以帮她修改参军日期。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下转12版)
天增岁月人增福
2026-11-19 11版 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