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任先泉（1929—2015） 山西武乡人。1944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3月，任山西省临汾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党政工作。1981年9月，任临汾钢铁公司党委书记。1983年5月，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1990年11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离休。
讲述人：任岳江 任晓亚 讲述时间：2022年8月18日 整理人：周至
工作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1929年，父亲任先泉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监漳镇观庄村的一户农民家庭。母亲郭焕桃，与父亲同岁，两家隔了一座山，住在前后村，自小定了娃娃亲，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父亲十四岁那年，从武乡县抗日第二高小毕业，到邻村做了义务教员、代理小学教员。1944年7月，父亲在太岳新华日报社参加革命工作，对外这里称太岳军区独立营第六中队。父亲先后担任新华日报社会计、会计股长、秘书科干事。同年9月，太岳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由安泽县桑曲、碱土院村转移到士敏县（今沁水县）郑庄、郎必一带，此时的沁水县城已光复，全境解放。太岳区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太岳版）》所在地也随之移至郑庄镇石室村。1945年，抗战胜利，母亲和几个同村姐妹从武乡老家到沁水投奔父亲。1946年，父母在根据地结为连理。这一时期，太岳行政干部学校也迁到阳城，校址就设在凤城镇东关村将军府。之后三年，干部学校先后举办了十多期培训班，培养干部两千多人。我们的母亲就是其中一员。将军府也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及其家属的集中居住地，陈赓夫人傅涯、韩钧夫人张光、谭伏夫人尹醒、周希汉夫人周旋及王镛夫人等及其子女也在这里。
1949年3月31日，《新华日报 （太岳版）》完成其使命，共出版856期。就在那一天，大姐出生，父亲为她取名任岳江，“岳”指太岳根据地，“江”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太原解放在即，部队整装待发。顾不得坐月子的母亲将没过满月的大姐托付给房东大娘——在战争年代，将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是许多革命者不得已的做法。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父亲进入山西省总工会工作，先后任省总工会会计科会计、审计、审计股长。
父亲的工作经历很丰富，去过很多部门，干过很多工作。在省、市总工会搞财务工作的九年间，父亲对全省工会系统建立健全独立的财务工作作出了贡献。他制定的全省基层工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制度受到通报表扬，并在全国工会系统推广。
1978年，父亲被派往临汾钢铁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当时临钢是全省亏损大户，每月亏损一千万元。五年时间，父亲团结党委一班人，依靠一万多名职工的艰苦奋斗，使临钢扭亏为盈，成为全省先进单位，并出席了山西省“双先”表彰大会，为我省钢铁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3年5月，父亲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他在任近八年，实现了县县通沥青路，修成了十条出省公路和大运二级公路，修了太原至晋祠、太原至小店的一级公路和部分旅游路，全省革命纪念地都通了沥青路，为晋煤外运创造了条件。
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有做不完的事，有干不完的工作……不唯父亲如此吧。
关爱身边人
父亲是家中独子，生活稳定后，父亲于1956年将老家的老奶奶和奶奶接到太原同住。父母对两位老人很尊重，放心地把管家的重任托付给了奶奶。我们姐弟五个基本是奶奶看大的。
那时候，大人们干工作真的是忙。父亲就不用说了，不是忙着上班学习，就是忙着下基层访贫问苦，回家的时间很少；就是在家，也有干不完的事情，总是把孩子打发得远远的，免得打扰到他。
我母亲也是工作狂，感觉她工作时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上班那么多年，几乎没有请过假，生完孩子在家只待五十六天，按照规定一天不落地去上班……她从参加工作到姥爷1966年去世，只回过老家一趟。
在父母眼中，自己家的事从来都不重要，孩子们的事都是小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加班是他们的常态。“工作起来不要命”，这似乎是许多革命夫妻的基本模式。他们不仅是这么做的，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太原解放一年多后，父母才考虑接大姐回来。据说当年父亲骑马下阳城，将已经会走路的大姐接回太原。从那以后，父母与房东一家始终保持着交往。他们家有人生病或遇到困难，父亲都会热心相助；只要去阳城出差，父亲总要去看望房东一家。父母同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在根据地艰苦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无比珍贵，令人难忘。
我三弟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到十四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老家的村里有人提出，舅舅家没有男孩，又养了三弟十几年，希望三弟改母姓以抚慰舅舅。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父亲看事情很透彻，拿得起放得下，大度大气、堂堂正正，极少拖泥带水。他从不和我们子女谈工作上的事，工作、生活分得很开。他总是教育我们：“做老实人，有多大本事，做多大事，不要指望别人。”母亲爱说那句话：“到外面不要给父母丢人，好好干。”这些看似简单的话，却让我们姐弟记了一辈子，不敢忘，不能忘。
在我们家，是讲平等的，父母一碗水端得平，不管是长女，还是最小的儿子，抑或是改姓郭的三弟，父母都一样看待、一视同仁。即便我们都长大了，每次回去看望他们，走的时候给我们带的东西，都是一式五份，不分伯仲。
父亲对人有平等心。不管是对大官，还是对普通人，父亲都平等相待、不卑不亢。父亲和自己的几任司机相处得都很好，从没觉得父亲有过那种“你是为我服务的”优越感，还要求我们见了叔叔们要打招呼。他说，自己是从根据地出来的干部，亲眼见过老一辈革命家的平易近人、艰苦朴素，自己可不能进了城就忘了本，更不能官大了就不认人。
虽然离开省总工会多年，但父亲每到逢年过节，就会去看望已经退休的老领导。这种友谊一直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几家人到现在还时常联系，亲如一家。这可是父辈建立起来的友谊，弥足珍贵。
父母离休后，上对八十岁奶奶的孝，下对孙辈的爱，真是让我们感受颇深。记忆中，父母从没有吵过架，非常恩爱。别人家的婆媳矛盾在我们家根本没有，母亲对奶奶言必称“俺娘”。我家因为有老人有孩子，早早就请了保姆，母亲待人和善，经常对保姆讲，俺娘怎么怎么好，要如何善待她，等等。连保姆都感叹，这家婆媳之间，真是没话说。
有一年，奶奶吃坏了肚子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又在大同矿务局出差，母亲哭着求大夫，“救救俺娘，救救俺娘”。连医院的大夫都说：这么对自己婆婆的人真不多。奶奶跟我们生活了几十年，幸福舒心，安享天伦，九十六岁上，她无疾而终。
父母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觉悟不单用于工作，在我们姐弟几个找对象上，他们也要求这几点：一定要作风正派，对党忠诚，不允许经商。包括下一代，父母都一再强调，政治上要积极上进，工作上要有所追求，不能因为私事影响了工作。
其实，父亲离休后，一直没闲着，他担任了山西省老龄人才资源开发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山西省交通厅老龄委员会主任、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厅机关工委主任等十多种社会职务。他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为自己和家人捞取私利，对党和单位交给的任务不讲价钱，毫无怨言地去干。他先后被评为“省交通厅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山西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工作第一，几乎是我们家的口头禅。父母晚年，遇到家庭聚会时，一听某个孩子有工作要处理，父亲立马就说：“快去快去，不要耽误了工作，不要担心家里，你们工作好了，我们就高兴。”就连父亲病重时，母亲也怕孙辈们请假耽误工作，催着他们早早去上班。母亲晚年多病，但她每月都坚持参加离退休支部的活动，从未间断。直到生命最后，病得不能下楼了，她还叮嘱大姐别忘了替她去交党费……
作为干部家属，母亲一生特别维护父亲，有人来送礼都是由母亲婉拒。父亲去世时，她也坚决不收礼，说：“这事党有规定，一分钱不能收。”“听党的话，跟党走”是父母一生的行为准则，这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姐弟，还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父母生前留下遗嘱：“活着为国家尽忠，死后回祖坟，埋在父母脚底下，为父母尽孝。丧事从简，一切按国家丧葬规定办理。”
2015年1月1日，元旦那天，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六岁。2019年9月，母亲去世，享年九十岁。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虽然父母已逝，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代子孙。我们以他们为荣！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